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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文艺美学要略·人物·袁宏道
字中郎，号石公，公安(今湖北公安县)人，明代诗人，公安派主将。有《袁中郎集》。他在哲学上沿袭李贽的反传统、反礼教路线，强调人的独立意志。他的美学思想的基础是“变”的思想。时代永在变化，作为文学活动的根基的人事物态也相应处于变化之中，因而文学也是变化的，绝不会停留于同一水平上。 “代有升降，而法不相沿，各极其变，各穷其趣”。时代之“变”决定了“法” (艺术法则)与“趣” (艺术趣味)之“变”。古不可优，后不可劣，只要各极其变，各穷其趣，便是佳品。 “文之不能不古而今也，时使之也……古有古之时，今有今之时”。文学不可能停留于古代，它永远是现代(今)的文学，今人的文学，即与现代人生存方式一同生长之文学，唯有现代文学才是真正有意义之文学。这里透露出他的相对主义美学观，在当时打击七子复古主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。
由“变”的思想出发，他把“性灵”提到了艺术本体这一最高地位。认为创作须“任性而发”，“出自性灵者为真诗”，从作家本真之心流出方是佳作。 “性灵”相当于李贽“童心”概念，指作家原本的、本真的心灵、本性，带有强烈的个体体验意味，即“独抒”、“不拘格套”、 “从自己胸臆中流出”、 “性与境会”等。性灵是独特的、反规则的、纯真的个体体验。性灵的一种超常形态是“愤”;“愁极则吟”，愤懑生出好诗。诗人感到自身失落于虚无，心中情性郁结，勃然不平，放浪山水， “故其为诗，如嗔如笑，如水鸣峡，如种出土，如寡妇夜哭，羁人之寒起”。这种对个性化的、粗犷的、反抗的诗风的推崇，自然是对儒家文质彬彬、温柔敦厚的保守诗风的大胆冲击。这种冲击也表现在他对民间诗风的倡导上。他认为民间诗“出于劳人思妇”，“故多真声”，“情真而语直”，因而远胜于学士大夫的无病呻吟之作。同时他反对单纯的“博学详说”，强调“会心”是创作的心理基础： “久而胸中涣然，若有所释焉，如醉之忽醒，而涨水之思决也。……机境偶触，文忽生焉”。他的性灵说继承和发展了李贽、汤显祖、徐渭、焦竑等的“童心”说、 “性灵”说，把自陆机“缘情”说以来中国古典美学中的情感论推向到空前高度，这无疑具有重大意义。
